从老子到严复

——以老子“安太平”同严复“自由平等合群”

的对接为线索

鄂东南李氏宗亲联谊会  曹志成

1905年12月，严复所注《老子评点》，在日本东京印刷发行。他评点35章“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的批语是：“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在《泽〈天演论〉自序中，严复深切指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竞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面对文化断裂的深重危机，他以纵贯古今，融通中西，作为中华文化复兴和重建的历史使命。用“自由平等合群”，解读老子的“安平太”，这是以“自由平等合群”为中介，将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同老子“安平太”的中华元典传统加以互释对接。“从老子到严复”，是中华元典传统转向现代的道家文化模式。对老子“安平太”的现代解读，可以作为考察这个文化模式的个案研究。

在第二章篇首，对一、二、三章作了总评。严复认为：“《南华》以《逍遥游》（自由一笔者注，下同）为第一，《齐物论》（平等）为第二，《养生主》（幸福）为第三。《老子》首三章亦以此为次第。哲学天成之序也。”在1916年批注的《庄子评点》中，对内篇的总评同《老子》前三章的总评是一致的。严复的总评强调：“尝谓内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乱。”然后对前三篇加以评述。指出：“是故开宗明义，首告学者必游心于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遥游》。《逍遥游》云者，犹佛言无所住（即自由）也，必得此而后闻道之基以立。”“其次，则当知物论之本齐（即平等），美恶是非之至无定，曰寓庸，曰以明，曰因是，曰寓诸无意，曰物化，其喻人也，可谓至矣。”“再进则语学者以事道之要，曰《养生主》。《养生主》者，非养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薪尽火传，不知其极。”可见，用“自由、平等、合群”解读“安平太”，同老庄两书前三章总评的基本精神是相互联贯的。也可以说，“安平太”作为道治的三种状态，充分体现了两书总评的基本精神。

如何解读“安太平”中的“安”？一种是解“安”为“乃”。这是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解释：一种是解“安”为“安宁”。这是奚侗等学者中较为普遍的解释；一种是解“安”为“自由”。这是严复《老子评点》的解释。三种解释中，解“安”为“乃”属古文虚字说，解“安”为“安宁”属古文实词说，解“安”为“自由”属实词申后的哲学范范畴说。在这里，严复去虚字说、认实词说、主哲学范畴说。解“安”为“自由”，是二十世纪老学解释学历史上的独创。老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是十分正常的。陈鼓应的《老子注释及评介》，持王引之的虚字说，认为实词说“非是”，严氏解读“以令人所习用之新名词，强合之《老子》，更非。”皮后锋在《严复评传》中认为：这是“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欧阳哲生则确认“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观的移植。”（国学大师丛书《严复评传》）

严复以西释中，涉及解读的西学背景。又坚持以今释古，则体现了解读者的国学立场。所谓西学背景，主要是指1789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1914年2月，严复对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进行评议时，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称为“八十九年之大义”，充分加以肯定。指出：“八十九年之大义，如平等、自由、博爱之属，革命家所奉以为主旨者，史家谓之八十九年之大义，以法革命于千七百八十九也。”（《〈民约〉平议》马祖毅认为，严复翻译的哲学、政治著作“即当时所谓‘西学’，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中国翻译简史》）“八十九年之大义”的理论表述，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三书中得以展开和完成。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出代表，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论自由》的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最后完成的标志。严复的《群己权界论》，突出《论自由》所划定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彰显了“八十九年之大义”中启蒙思想家自由观的核心内容。深厚的西学背景，为严复的哲学解老学提供了可靠的学术支持。欧阳哲生指出：“严复开始运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来分析和阐述《老子》。因而他的《老子评语》不是传统注疏经义工作的重复，而是中西文化学术汇通、交融的产物。”（《严复评传》）解“安”为“自由”，只是这种产物的成果之一。

所谓国学立场，即严复的道文化取向。吕思勉将先秦的事加以比况，认为康有为近于儒家、阴阳家：梁启超近于杂家、纵横家：严复、章炳麟近于道家、法家。指出严复“对自然的演变，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这种力量，凡事不主张强为。……这是近乎道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严复为什么评点《老子》？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出康、梁贬斥老学、严复弘扬老学的不同学术取向。康、梁把中国积弱之由归罪老子，康拍案顿足曰：“如老子生于今日，吾必以手枪击毙之”！（《长兴学记》）梁则“叹老氏之毒天下，未有艾也。”（《饮冰室自由书》）1906年严复指责“近世新学之士，一边西国之学，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政治讲义》其中“近世新学之士”，即指康、梁师生二人。严复曾说：“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其因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住至今不能出范围。”（《致熊纯如》）又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同上）此外，深厚的桐城派传统、名医家学的陶冶、保守的文化性格，也对严复更近于道家的文化取向，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评点《老子》五章时，严复说：“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意正如是。”也可以说：“评点《老子》，注重道家，意正如是。”

“从老子到严复”，是中华元典传统转向现代化的道家文化模式.这是元典传统同现代理念的对接,也是轴心时代(前800-200)的道家始祖同近代道家传人之间的对话。道学史上两个阶段的对接与对话，话题与论题是十分广泛的，可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对老子“安平太”的现代解读，所以作为这种对话的一条线索，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安太平”是老子大道文化的三大元典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体现西方普适价值的法国革命三大义，“自由平等合群”是严复贯通古今中西文化的三个逻辑中介；第二，作为逻辑中介的“历史接合点。”既可以将三要素的组合为对接的入口，又可以将组合中的个别要素加以分解，成为这种对接的若干个接口。这样，从“安”解为“自由”，可推出：轴心时代自由神的老子，同转型期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严复，在自由理念层面的对接。此其一：从“太”解为“合群”（或“民主”），可推出：老子的第一部政治哲学书《道德经》，同严复的清末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政治讲义》，在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在其二：从“平”解为“平等”，可推出：作为元典哲学之父的老子，同启蒙哲学初祖的严复，在调查智慧（和谐哲学）层面的对接。此其三。

关于“安”与“自由”在自由理念层面的对接。首先，我们要确认老子是轴心时代的自由神。郭沫若称蔡元培为“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蔡元培称孙中山为“中国自由神”。胡适弟子称胡适为“自由男神”（有别于自由女神）。作为“中国林肯”的孙中山是共和自由神。崇拜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的胡适是民主自由神。他们发现了轴心时代的古典自由神——老子。胡适指出：“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孙中山将《击壤歌》称为“先民自由歌”。强调“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孙中山全集》第5卷）郭沫若认为“老子与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都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而奉为自己的学说之根底。”（《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叶秀山说：“老子书中似乎未说‘自由’，但却多次提到‘自然’，都是‘自然’的意思。”“在老、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 ‘自由’就是‘自然’”。（《漫谈庄子的“自由”观》）宫哲兵指出：老子“信仰在天之道，人之道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自然性的神——道。”“老子就是道，老子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是自然性的神》）自然好自由，自然神亦好自由神。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邓正莱确认“《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人间的自发秩序就是“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其次，再来分析严复为什么成为转型期间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1977年，李泽厚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论严复》）黄克武著《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文中说：“严复是以传统的心灵架构为基础，来了解米尔式自由民主思想，同时他也以得自西方的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观点批判、诠译传统。”强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老庄思想与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相通。”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潮有过专门研究的胡伟希明确指出：“在中国近代，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与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是严复。”作者的结论是： “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思想家们尽管仍会从西方近现代引进各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但无一能绕过严复的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说，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再次，严复作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在自由理念层面对接上，进行了开拓性的译介、梳理与会通。他发现并译介了赫胥黎《天演论》的自然自由，弥尔《论自由》的个人自由及其权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孟德斯鸠《法意》的政治自由及法律规范，等等。他分辨并梳理了若干个自由范畴及相互关系，如古今对比的自繇（古典）与自由（现代）：周秦对比的自由（多行）与不自由（多病）：汉高、唐太同秦、随之君的自由（无事）与不自由（欠无事）：中西对比的不自由（行常病）与自由）（行常通）。他解读并会通了“安”与“自由”，实现了哲学范畴层次的对接。严复重视“安时处顺”，又重视“依乎天理”。认为“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养生主》评语）刘笑敢将“安命论”与“道遥论”作为庄子人生论两个方面，“在庄子看来，安命必无为，无为则安命，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亦即“安命”与“无为”的合二为一。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是要有安全，或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论法的精神》）爱默生说：“生活是安全的，个人权利也是安全的：没有安全，有什么自由？”（《英国特色》）蔡元培的“自给自管自卫”（即博爱平等自由）中的“自卫”，也是从“安全”考量的“自由”。可见，严复会通“安”与“自由”是近代自由主义先驱同轴心时代自由神之间的神交与对话，必将成为自由史话中的精彩篇章。

关于“太”与“合群”（或“民主”）在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一）严复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主客评议》）又强调：“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政治讲义》）雷海宗将“三大义”中的“博爱”归纳为：“（a）国家主义——反对地方思想：（b）国家富强之目标。”（《西洋文化史纲要》）这里，既解答了“合权”，“治群”之事，“谓之民主”：又看出“合群并力”抗击外患的救亡图强，同博爱的关系。严得交“太”解为“合群”，既突显了“民主”，又不肯“博爱”求“富强”的本意。而且隐含着严复政治哲学“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以富强为体，以自由宪政为用”的两个基本点。（二）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点评《老子》）胡适说：“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沈善增提出一个明确的命题：“《老子》是站在民本立场上专门对候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还吾老子》）这同严、胡、郭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严复考察英雄来刻谷士治理斯巴达的经验。“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点评《老子》第三章）李世东等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与田齐称霸、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明初休养生息与仁宣之治、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统称“道家理论与中华五大盛世。”（《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商原李刚将老子的政治文化，称为“道治文化”，（与礼治、法治相比较）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比较典型的民主、自由理念及行为取向模式。”作者将汉初休养生息政治与魏晋败亡，作为分析道治文化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这以后，“作为潜流和支流继续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道治与自由》）也就是说，只有文景的休养生息同黄老关系较为直接，也十分成功。（三）萧公权用两个第一部来评述严复的《政治讲义》，即“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清未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严复同老子的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是通过《道德经》和《政治讲义》在最高层次进行的最高水平的对话。“《政治讲义》证明宪政为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样“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在严复政治学说的两个基本点中展开：一是自由与民主的体用关系，严复多次讲：“周人多行，秦人多病。”“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这是说“多行”，“多病”即自由，不自由之分。不过这是唐虞三代至今所谈自由的特例。“舍此而外，不概见也。”（《政治讲义》）对比西方。“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论世变之亟》）什么原因？“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强调“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凡可听民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庄子·应帝王》总评）因此他以政治自由的有无，作为区分民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标志。“吾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政治讲义》）有政治自由即民主国家，无政治自由即专制国家。自由在上位，自由先于民主。这是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层原因。二是富强与宪政的体用关系。严复强调，民主宪政代替专制独裁是历史潮流。“天演者，时进之义也。”“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

又说：“有历史即有科学，……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政治讲义》）他认为“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同上）同样是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结论，即“谓国家治权轻重，因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政治讲义》）近代中国处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之中，因此在富强与宪政的二难选择面前，严复也只好坚持富强在上位，富强先于宪政，采取“富强为体，自由宪政为用”的动作思路。这也是近百年来，经由外患内忧的折腾，使中国的宪政迟迟不能诞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平”与“平等”在调适智慧（和谐哲学）层面的对接。这个层面的对接，是元典哲学之父老子与启蒙哲学初祖严复，两位大道哲学的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玄同齐物的元典理想，同群已权界的启蒙要义，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自由（个人）与博爱（群体、合群）之间的关系。第一，老子作为元典哲学之父，胡孚琛认定“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这父。”（《再生的老子·序》）1.智慧形态看。原始道家类型是唯一未中断的典型的原生态生存智慧，有别于欧的次生态、美的再生态文化。（胡孚琛：《新道家文化战略》）2.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张远山认为：“从伏羲到老聃，中国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未被先秦收复失地。”希腊、印度在哲学突破后，“很快就被宗教收复了失地。”（《书屋》2011.7）3.从中西方哲学之父相比较来看。叶秀山指出：老子“要比秦利士（西哲之父—笔者）、阿那克西曼德深和丰富得多。“（《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4.从“纯智性工作”来衡量。韦政通认定：孔、孟、荀是思想家，墨是行动家。老子“是一个具有冷静理智的哲学家。”“作为中国最早哲学家的老子，在纯智性的思想方面”有特别建树。（《先秦七大哲学家》）5.从诸子之间的关系看。李宗吾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却不能出于老子的范围。”（《中国学术之趋势》）吕思勉同样认定：“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先秦学术概论》)陈柱说：“道家出于史，史为道术之总归，故道家可名为道。诸子之学为家之支与流裔。”（《诸子十六讲》）第二，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中称严复为“哲学初祖天演严”，意为创立启蒙哲学之明、译著天演论的严复。将严复定位为中国近代启蒙哲学之初祖，即启蒙哲学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理念最早的播火者，又是将道学复兴作为启蒙使命的第一人，这是客观的，可信的。1.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已权界”。秦晖反思启蒙时强调：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已权界”的划分。“启蒙提倡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分界。”又说：“这一点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启蒙的时候已经理解得很透彻，就是严复讲的那个‘群已权界’。”（《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2.平等是调试“群已”关系的逻辑中介。杜威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八十九年之大义”的内部关系，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群已关系。他认为自由偏重个人，博爱偏重社会，平等包括个人、社会两方面的。（《胡适全集》42卷）3.严复用“群已权界”对接老庄的“玄同齐物”。张岱年将“道先天地、逍遥悬解、玄同齐物，全生贵已”四项，作为道家玄旨。（《道家玄旨论》后三项与老、庄书的前三章（篇）相对应。张氏认为老的玄同，庄的齐物，是追求一种无差别境界，“对于社会上贵贱区分是持批评态度的。”（同上）严复评点老、庄、总评均写在第二章（篇）的篇首，说明他对于体现“平”与“平等”的玄同齐物的关注。严氏认为“《齐物论》之和以天倪，”“由是群已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评点《庄子》黄克武所说“严复认为群已平衡也是道家的真精神。”（《严复思想新论》这个判断不无道理。第三，道学的“中和之德”是弘扬调适智慧的和谐哲学。严复关于《齐物论》之“和以天倪”，是调适智慧的点睛之笔。1.从和谐哲学的原点看。胡孚琛认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礼仪，是道学文化‘中和之源’的体现。”（《新道学文化战略》）可见，和谐哲学的原点，可追溯到协和万邦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2.和谐哲学是道者的哲学。此处“道者”即“得道者”。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77章）谁是“道者”？奉天道的圣人即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因此，“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外前而民不害。”（81、86章）“民不重”，不受重压。“民不害”，问“利而不害”的“天之道相吻合，也同”执大象（即大道），天下往，往而不害”相一致。不压迫民众，不伤害民众，就实现了圣人民众之间的平等与和谐。3.道学的“中和之德”，不是斗争哲学，不是霸道哲学，而是以德报怨，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和谐哲学，具有普适价值的调适智慧。“中和之德”不仅提倡不争、知足，而且是大爱无疆的道者情怀。它反对“仇必仇到底”的仇恨哲学，主张“仇必和而解”的和谐哲学。这样，以“平和”为中介，“安平太”的道学三境界必将立足中华，走向世界，普及全球。

马克思摘录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这段话。马克思也曾预言，在中国万里长城的大门上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5卷；第2版10卷）严复重新发现并解读的老子“安平太”，就是“明确表达出来”的“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以复重新发现并解读的老子“安太平”，就是“明确表达出来”的“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以中华上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为母本）。它是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古典文本。这可看作老子和严复的第一个贡献。还可以将马克思预言改写为：“中华共和国  安（自由）、平（平等）、太（合群）”。它必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纵贯古今、通融中西的新道学文化宣言。这可看作老子和严复的第二个贡献。“从老子到严复”的文化转型，“安平太”与“自由平等合群”的对接，有这两大贡献，应视为哲学与哲学史上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