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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人家兴替在礼义”——以李氏家训为例
作者: 来源: 时间：2012-12-21
家训：“人家兴替在礼义”
——以李氏家训为例
陈张林
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是一个儒释道并行的文化。其中尤以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儒家文化由我们的先哲们的智慧所显发并流传千年而未竭。先哲们的智慧不仅造就了独特的中国高端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以种种途径深入民间生活，寻常百姓也深受其熏陶。而对百姓有着切实陶养作用的莫过于源远流长的家训。
当前，姓氏文化受到重视。寻祖、修家谱等等成了姓氏文化的常态活动。尤其是甘肃李氏文化更为显眼。因为它已不是民间的个别活动，而是被政府承认的省级四大文化之一。[1]那么，姓氏文化的根荄究竟是什么？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可以引为自豪的先祖，共同的还在当下生活中对本姓氏人有着影响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姓氏文化不仅要有物质形态的共同记忆载体和标志，更要有精神层面的可以超越时空而代代相传和相守的思想。缺了思想层面的记忆及传承，所谓的姓氏文化也就只会流于表面，成了一个现代语境下的幌子。而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的姓氏文化内容的，就只能是家训。
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稳定的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它主要包括思想、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内容。中华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绵延不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儒家文化。而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至今犹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儒家而言，其核心思想乃是一道德的形而上学。所谓道德的形而上学，即是指由道德的进路而达至之形而上学。其既可以从天道直贯下来而说本体宇宙论，也可以从下往上通过逆觉体证而达到天人合一，即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儒家对宇宙的看法是实在的。早期儒家的思想家们通过对大自然的直观感受，对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形成了实在的看法。儒家的世界观典型地表现在《易传》之中。《易传·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意思就是说，万物凭借乾元（即指天之生德），在自然条件下成长为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一并构成了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而这个感官所感受的世界，在儒家看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再没有什么了。这个可感的世界，生生不息，万物参差不齐而又和谐相处。万物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中依据天道运行不息，却又保持着各自的界限而不会相互混淆。万物的这种差别性是儒家把握到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尽管万物都从天而来，但是具体来说各自的界限却又十分清楚。所谓生生不息，其实也就是万物在各自的生命中保持其本性而繁衍不断、绵绵瓜瓞。这就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是说在乾道变化的过程中，万物分别地皆得以正其性命，成为其自己。于是万物就这样得到了分别地贞定。儒家对自然的这种直观感受和认识，被直接运用到社会中来。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正是领悟到了自然界中的这种差异性存在，而这种差异性存在又构成了和谐的、统一的宇宙，所以儒家也就以这种领会来看待社会，看待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故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理顺不同人之间的差别关系。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儒家是维护等级制的。然而还不止于此。孟子就以事物的这种差异性存在为天地之法则而反驳当时的诸种理论。举个例子，农家认为农耕乃是所有事务的根本所在。当时有个农家学者叫陈相的，对孟子说：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上》）
在农家看来，真正的贤者要“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义即为政者应该亲自与百姓一起参加农耕活动，并自己做饭吃。这样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如果国君的基本生活物资都由百姓来供养，则损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这样损人利己的做法是不能称之为贤者的。而孟子对此观点却大为反感。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分工是必然而合理的。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事务，只有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样反驳的理由在于：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事物之间的差别乃是实情，不可人为地将其“比而同之”。孟子还以相同的道理批评主张“为我”的杨朱派和主张“兼爱”的墨家思想：“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无论是杨朱还是墨子，都没有根本抓住宇宙的法则，因而也没有真正把握到人类社会的实情。如杨朱凸显的是个人，而将不齐之物之和谐一体遗漏；墨子主兼爱固不错，其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最终走向，但这却在具体实践上没有抓住“物不齐”之情，故而所谓的兼爱也就只会流于形式的空头言论，无法具体操作。
儒家的这种重视对自然的经验感受，对事物之“不齐”的领会，直接地就落实到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上来。这就是“礼”。礼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别”：“礼者，天地之别也。”（《礼记·乐记》）而这种“别”并不是使个人彼此分隔开来，而是为了使人与人之间更好地和谐相处。因此礼的根本指向就被规定为有子所说的“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当然，这还得需要凭借“乐”来完成：“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
由此，这种对规范的重视乃是儒家对天地万物之情的领会使然。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当然要将规范予以贯彻。《论语·子张》记载了一则对话，表明了儒家的这种态度：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批评子游是对的。子游并不看重日常生活的各种规则。他认为这是细枝末节，而为学更应该注重对根本的追求。但是子夏则坚持了儒家的原始智慧，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待人接物的小事做起，使生活井然有序而不乱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的起点。如果在日用常行中不重视行为是否得宜，其实是不懂物情而抹杀了自然法则。这种始之于末（日用常行）而终之于本（性与天道）的“有始有卒”的圣人之道，从此就成了儒家绵延千年的思想根荄。而对普通人来讲，对生活及社会规范的遵守也就成为了进德修业的必备项目。这不仅体现在儒家的精英思想家们的著作中，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如善书[2]、家训、戏曲等等。但是，这里还有相当的区别。对于读书人来讲，不仅要学习洒扫应对这样的日常行为规范，更要以此为起点而进一步追求成贤成圣，即所谓内要明心见性，外要开物成务。而对于其他从业者来说，则没有这样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子夏所说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对此，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也认为：“这种劝善不是劝导儒教经典中所说的道德的实践，而是劝导也能被民众（泛民）接受的民众道德的实践的意思。”[3]这被称之为后文将述及的各“安生理”。
二
现在，让我们将眼光集中到能体现民众道德要求的家训上来。家训是古人向后世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之道的最基本的方法和内容，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教育孩子的最基本的形式。其内容往往浅显易懂、易于实施和遵循。它在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对于经典与家训之间的关系，北齐的颜之推（531～约591）在其《颜氏家训·序致》中说到：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4]
所谓“圣贤之书”，当然就是指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之类。这些经典的主旨在于教导人诚信、为孝、谨慎言行、立身处世、建立功业等等。后世之人所著，不过也只是重复圣贤的教导而已。但是，颜之推着重说到了尽管有圣贤的经典存世，而家训制作自有其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就在于对孩童教育，师友不如奴婢的作用；而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和睦之训诫，尧舜之道之遥远，不如家妻之切近。简言之，家训的根本作用在于贴近生活，易于家人使用和遵循。这是由于家庭生活乃是个人的主要存在场景。这个场景与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互动，乃是人的成长及存续的主要动力所在。每个人生于斯，长于斯，存于斯，并归于斯。家庭生活近而尧舜之道远，自是家训的优势所在。当然，这种切近的家庭教育是贯彻圣贤之道的，只是以简易明了的方式出现罢了。可以说，颜氏此说乃是对家训内容与儒家圣贤之道的关系的最好的说明。这种认识在南宋时也有思想家清醒地意识到了。真德秀（1178～1235）说：“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而不可以语凡民。”[5]应该认识到学者与凡民是有区别的。不能用教育学者的方式和内容完全用来教育普通百姓。显然，教育普通百姓需要浅显易懂和易行的方式和内容。这是家训制作的基本要求。
我国古代的家训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留下来的资料也是不可数计。依据有关研究，我国的家训发展有如下五个阶段：先秦时期，家训产生；两汉及三国时期，家训定型；两晋至隋唐时期，家训成熟；宋元时期，家训繁荣；明清时期，家训从鼎盛到衰落。[6]纵观家训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家训经过了逐渐从帝王将相，到普通士人，到寻常百姓家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与此过程相应的是家训的内容也越来越从治国平天下而逐渐下落为整饬家族或家庭生活上来。以家训成熟期的代表著作《颜氏家训》来说，其目的就被明确规定为“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从帝王家训之治国平天下而下落为只是“整齐门内”，这一方面表现了家训的日益民间化的趋势以及家训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训日益向其自身回归。家训，顾名思义，应当将其范围限于家内。如果以儒家“八条目”而言，则家训当止于齐家之内。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是三教并立的。这种在思想史上的理论分歧，在家训中也时有体现。不过，家训中基本上都是以儒为主而排斥佛道的。有学者指出：“从价值导向看，道家的避世隐居、佛教的处世修行在家训中占的比例较小，其目的是惧祸避难，也有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在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不少家训教诫子弟不要信奉佛道，不要烧香拜佛、修道成仙，但几乎没有人反对子弟读书学儒。魏晋时期一些名士本人的言行虽然冲击了封建道德，但他们仍然要求子弟遵行纲常名教。”[7]这主要是因为上述所言的儒家思想是与人们的具体生活相契合而非分裂的。儒家既重日常生活的规范，又重由此而内明心性以进德、外修言行以开物的精神，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这是古代家训的一般倾向。
三
论述了儒家的基本思想以及家训的一般倾向之后，我们以李氏家训为例来了解家训的主要内容。
李氏家训从来没有经过集中的整理。其数量究竟有所少？有哪些内容？这些内容还能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令人信服地回答，那所谓的李氏文化也是安放不住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李氏家训并没有一本专门的家训著作。李氏家训散见于各种李氏家谱中。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8]，李氏家谱有据可查的共有620种，2250册，此外还有不明册数的几千卷和各种钞本。这些都是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个人、甚至是外国（如美国、日本等）所收藏的李氏家谱。这些数字肯定是不精确的。应该还有许多家谱尚散落民间未得到收集。但单就已收集到的家谱而言，其数量已经非常巨大了。就集中收藏家谱来看，甘肃陇西县陇西堂收集了37种、近千册的李氏家谱。比照《中国家谱综合目录》，陇西堂所应收集的李氏家谱还有很多。
我们对李氏家训的搜集整理工作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陇西堂所藏李氏家谱。尽管目前从资料上说还有较大的欠缺，但从已收集到的家训资料和内容来看，也已经比较丰富了。在诸家训中，成于明万历（1573～1619）年间的《象峰李氏族谱》所载之家训较具有代表性，故下面我们依据该家谱中之家训，对李氏家训做一简要介绍。
（一）对家训作用及范围的认识。《象峰李氏族谱·家训》说到：
天下之亡必始于无道之国，一家之败必起于不教之人。不教之人无所不至，渐染效尤，不至败亡不止也……
故人家兴替在礼义，不在富贵中养不中才。人莫不愿其子弟之皆贤，而不修其所以教子弟之法，是不食而愿无死也。人莫不愿为名人之子弟，而不蚤服贤父兄之训，是千百为伍不过目前豚犬之类也。夫恶犬之升灶而食糜，必严禁而预防之，使不得近则可矣，不能制之于先，俟其既食而挤之于釜，糜其可食哉？
前人有盛美胥其教诲，以永其休光，则善矣。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坏其家声。前人其足庇乎？故有子弟而不能训，父兄之责也；有父兄之训而不从，子弟之罪也。
这就是说，家训乃是一家之父兄教诲子弟的有关仁智礼义的道德训诫。这种训诫常关乎家声，也关乎家运。一个家庭的败落，其起始就在于没有对子弟进行教诲。而那些没有受到道德教诲的人，只会越来越坏，越走越下，以致“不至败亡不止也”。因此，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兴旺发达，且能够代代相传，其根本就在于家庭的道德教育，而不在于给予子弟一个富贵的生活环境：“人家兴替在礼义，不在富贵中养不中才。”长辈的才干并不能永葆其家之兴旺，培养好后代才是“齐家”的根本。出于此需要，家训乃成为必需。
而对于家训的范围，其中有言曰：
夫有国家者，岂不欲其久而不变哉？或一再传而失之，或终身而不振，非其智力有所不能，德不足而无所藉以自立也。是德也，存诸身，则为仁义礼智信；施诸外，则为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富贵而不修德，是以爵禄货财祸其身也；富贵其子孙，而不使之修德，是置子孙于贱辱之井，争夺之区，而不顾也。
人都欲其家能长盛不衰，家传久远。但现实的情况是家庭或者父盛而子衰，或者就根本未曾兴盛过。造成家庭种种不良状况的，并非是家庭成员不聪明、不努力，根本在于不修道德所致。而这样的道德，从个人内在修养说，其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从外在运用说，则表现在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还当有兄弟）这几种最重要的人伦之中。处于这些关系中的个人必须遵循“存诸身”之仁义礼智信，处理好这些人际关系，使得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兄友弟悌、朋友有信。有了这样敦笃的人缘关系，人们彼此之间都按照道德对待彼此，而不是以富贵相交，才能使人心不坏、家道兴旺、家运久长。而且这还真正使得人与物区别开来，否则立身处世都会成大问题：“人贵而物贱者，以其有人伦之道……人伦之不明，礼义之不顾，在家则离于而家，在国则祸于而国；居则有并列之耻，游则有指摘之诮；中君羞以为臣，慈父羞以为子，贞女羞以为夫；亲戚不通也，乡里不容也，甚者身与妻子且不保焉。”
（二）家训的具体内容
依据如上所言的家训范围，《象峰李氏族谱》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家训内容：
1、 厚人伦。这是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
它说：“彼其视亲戚、君臣、上下以为一切膜外不相关之物，不知生身立命之根尽在于此，是色貌为人，而其心之物化也久矣。”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最为主要的人伦关系是必须受到重视的。对这些人际关系要以关乎自己痛痒的真诚之心出发予以重视和处理。否则，视这些关系为“膜外不相关之物”，那这样的人并不能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成其为人的支持，其结果必是“色貌为人，而其心之物化也久矣”。这样的人也就离禽兽不远了。因此，所谓厚人伦，也就是要重视和培养与亲戚等的人伦关系。而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有如下的规则：
故先王躬行仁义，以道民厚，犹以为未足也。教以人伦，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有以为未足也。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为其有异姓也，故教以姻；为其有邻里乡党，相保相爱也，故教以任；相赒(zhōu ,周济,救济——笔者注)相依也，故教以恤。以为徒教之或不率也，立之官师，以时书其德行而劝之。
厚人伦的具体内容就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父子讲孝，兄弟讲友，同姓之人讲睦，异姓之人讲姻，左右乡邻讲任（即相保相爱之责任），关系较远的人讲恤（即救济、体恤）。此六行之施为，由近及远，使得人伦敦厚，人心相聚，从而形成和谐的人际环境。
2、酌古礼。这是关于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具体规则的。
礼的作用在于“别”。但“别”不是使人彼此隔离，而是使人际关系如天地万物般既有区别又能和谐相处。所以从其根本作用来说，礼乃在于“养人”：“礼以养人为本。”在各种事务中，冠、婚、丧、祭四者，乃是最重要的事，关于其之礼乃是“天下之大礼”。
凡天下之礼，其大经大法出于古圣人之作为者，万世不能易也。其制度云为有出于人情之所安者，非改弦而张之不可复鼓也。
礼的根本原则是不可更改的，只是具体仪节可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损益、变通。而损益、变通的原则在于“人情之所安”，意思就是礼的具体仪节只要能使人在感情上易于接受、心安就行。
3、重师儒，谨豫教。这是关于尊师重教的。
其有言曰：
欲子弟之如人，当使之知书而为善，欲子弟之知书而为善，当谨选贤良方正之士而豫教之……小学一书，教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总为三纲：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别为十二目：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妇，曰长幼，曰朋友，曰心术，曰威仪，曰衣服，曰饮食，曰稽古，曰立教，曰敬身。继以通论，广以嘉言，实以善行，古人幼学壮行，立脚根基尽在于此。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纲目备载，古先圣贤，大经大法，三代以下，君臣人物，民风治道，臧否得失兴衰成败之故，饱诵而力行之。上能勒名钟鼎，次能抗迹云霄，下亦能不失为寡过。古者，十五大学之教既成，择其才之可教者聚之，其不才者复之田亩。今虽未必尽如古法，然子弟之职不可不使教也，心身性命之源不可不使养也。得失兴亡善败趋向之路，不可不使知也。
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欲子弟之如人”，就是使子弟成为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让其读书为善，并有“贤良方正之士”来给予教育。在所应该学习的内容上，儒家经典从洒扫应对日常琐事直至天下国家之“得失兴亡善败趋向之路”，莫不备述，故此当循序渐进地认真学习。
4、安生理。这是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的。
士农工商四者，天地所生之人。士焉而学，农焉而耕，工作业，剧商以通有无，四者所以为生之理。盖人生赋质不同，故所为亦异。譬如四肢、眼、耳、鼻、舌各有所用……士，其业者必至于显扬；农，其业者必至于积粟；工，其业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货。士不学则无术，农不耕则冻饥，工不通则财用诎，商不出则三宝绝。当其事而不为与为其事而本分之外妄加毫末，皆不安其所生之理也。
尽管读书明理很重要，但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况且，人生于社会之中，各有分工不同。因此，在教育子弟上也要根据个人的禀赋，为其安排不同的人生道路，并使之各安其位，尽职尽责，各尽所能,不要僭越其本分。
其他家训内容尚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陈张林（1973～），男，云南鹤庆人，哲学博士，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儒家思想史。
[1] 首届中国·陇西李氏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兰州举行[EB/OL].陇西：陇西县政府新闻门户网站，2012[2012-07-31].http://www.longxi.gansu.gov.cn/showxw.asp?id=12765
[2] “‘善书’是劝善之书这种意义的用法，被运用在宋代以后的史籍中，也是民间通用的惯用法。”见[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上卷[M].刘岳兵，孙雪梅，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4.
[3] [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上卷[M].刘岳兵，孙雪梅，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4.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6：1.
[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7]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3.
[8]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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